以《克里托篇》中不应以不义回报不义的论证为例，把原文、补入的前提与批评分开，练习提出真正相关的反例。
理解一个观点，先找到它要你接受什么
读到苏格拉底宁愿留在监狱也不愿逃走，很容易先问：他勇敢吗，或者他是不是太固执？这些问题可以讨论，但还没有触及论证：他提出了什么理由，理由能否支持结论？
论证重建，就是把一段自然语言整理成可检查的支持关系：哪些话是前提，哪句话是结论，中间依靠什么推理。目标是准确呈现最值得回应的版本；不能把作者的话削弱到容易反驳，也不能替作者补出一套完全没有文本依据的理论。
本文以柏拉图《克里托篇》49a—49e为材料。[1] 以下中文均是依据 Jowett 英译所作的释义，编号结构由本文补入，不是原文逐字引语。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与历史人物之间，也不能不加区分。
先限制范围，再列前提
原段讨论受了不公正对待之后，是否可以用不公正行为回报。可先重建为：P1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行不义；P2，以不义回报别人，本身也是行不义；C，因此，即便先遭受不义，也不应以不义回报。
P1提供规范性的总原则；P2把“报复性的不义”归入该原则；C是二者结合后的结论。只要词义保持一致、P1和P2都真，C就不能为假。这说明支持结构有效，还没有说明P1为什么值得接受。
注意结论的范围：它不是“受害者应放弃一切抵抗”，因为制止伤害是否属于不义还需另论；它也不是“任何法律都必须服从”。从这一原则走到“苏格拉底不应逃走”，还要论证逃走会构成不义，不能省掉这一步。
隐含前提必须显式标记
若要推导“不应逃走”，至少还需要加入：P3，在这次具体处境中，逃走会构成不义。于是P1与P3才支持“不应逃走”。P3不是49a—49e已经独立证明的事实；对话随后借拟人化的法律讨论城邦、协议与义务。[1，50a—54d]
重建时可以标记三类内容：原文明确提出的判断；从上下文有根据恢复的隐含前提；为检验而提出的更强或更弱版本。把这三者混在一起，容易出现一种假象：表面上在读原典，实际在证明自己的主张。
一个简单检查是反问：删去这个前提，结论还能推出吗？若不能，它就是重要桥梁，必须交代根据。若作者根本没有承诺它，就应回到文本，或者明确说现在讨论的是本文改写后的论证。
怎样提出最强的异议
针对P1可以提出一个构造情境：若违反某项通常认可的规则，是阻止更严重伤害的唯一办法，是否仍然绝对禁止？这迫使我们区分“不义”本身和“违反一条通常有效的规则”。如果先把任何特殊情境下的正确行为都定义成“不算不义”，P1可能保住，却需要给出独立判断标准，避免变成空话。
针对P3的异议更直接：错误的判决、受约束的选择与留下居住，是否足以形成必须接受这次判决的义务？这没有推翻“不要行不义”的形式结构，却挑战了把具体逃走归类为不义的理由。
最强异议常常不是“我不喜欢你的结论”，而是：我暂且接受你的大原则，但你尚未证明眼前这个行为确实落在原则之下。这里是哲学评价，不是对现实案件的行动建议，也不是对全部政治义务理论的裁决。
回应之后，结论是否悄悄换了
回应有几种诚实方式：为原前提补理由；限制前提适用条件；承认反例并放弃一部分结论；说明反例不满足条件。每种方式都可能合理，重要的是记录变动。
例如，把“所有有效协议都应履行”改成“在自愿、知情且内容正当时，协议产生初步义务”，就不能再无条件推出所有协议都必须履行。新论证可能更可靠，但范围变小了。这是修订，不是宣布原来已经说过同样的话。
还要区分反例的任务：一个前提为真、结论为假的可能情形，可以推翻演绎有效性；一个真实事例与某个经验性全称判断冲突，可以推翻该判断；一个情境使我们犹豫，只能先算压力测试，仍要讨论它描述得是否一致。
把一份阅读笔记真正填满
针对《克里托篇》，可以把重建整理成四列，而不是只摘一句名言。第一列写原文位置：49a—49e讨论不行不义和不以不义回报；50a之后转向具体逃走与法律。第二列写本文提炼的主张；第三列写支持关系；第四列写尚待辩护的地方。
例如，“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行不义”是文本中的原则性承诺；“这次逃走是不义”是把原则用于当前行动时必须成立的分类判断；“所以不应逃走”是结论。前两项的重要性不同：前者若被拒绝，规范基础动摇；后者若被拒绝，仍可接受原则，却不同意这次应用。
再把支持关系画成文字：P1+P3→不应逃走；P1+P2→不应以不义回报。两条线共享P1，但不是同一条论证。即使后一条很有说服力，也没有替前一条补上P3。自然语言中的段落连续，容易让我们误把共享话题当成已经证明的连接。
这样整理以后，评论就能精确到某一条线：“我同意不能报复性地行不义，但没有看出逃走必然属于那类行为。”这比“苏格拉底的思想过时了”更容易得到回应，也更忠实于问题。
善意解释与过度代写的界线
设想一位作者说：“他有机会离开，却长期留下，所以他同意这里的安排。”善意重建可以补出“在选择自愿、信息充分且存在合理替代时，持续留下可作为同意的证据”。这让省略的条件显露出来。
但如果原作者明确主张“留下本身就足以产生无条件义务”，我们不能把上述限制塞进去后，宣布作者原说法已经成功。此时应并列原版本和修订版本：原版本范围更大，也更容易遇到被迫留下、迁移成本过高等反例；修订版本较强，却承担证明这些条件满足的责任。
同样，不应把原作者最脆弱的一句话孤立出来，忽略紧接着给出的限定。重建不是尽量让作者赢，也不是尽量让作者输，而是呈现一个受文本约束、值得真正回答的论证。若存在两种合理解释，就把分歧公开，不用一种解释伪装成唯一读法。
实际笔记可以给补入前提加“解释性补充”标签，并说明上下文依据。没有依据时，改称“受该文本启发的独立论证”。这两类工作都可以有价值，只是不能混用作者的权威。
一个好反例，需要通过哪些检查
首先检查相关性。若结论只涉及故意报复的不义，拿无意事故作反例，就没有击中它的适用范围。其次检查内部一致性：不能一方面设定没有其他可用方案，一方面又在回应时偷偷提供一条无代价的替代方案。
第三，检查攻击目标。一个例子若只说明某前提不真实，不能因此断言推理结构无效；一个可能情境能显示结构不保真，也不必在现实中已经发生。经验反证与逻辑反模型的证据任务不同。
最后，说明代价。如果为了躲开反例，原则被改得极窄，以至于几乎没有行动会落入其中，那么它虽然较难被反驳，却可能失去原来要解释的内容。稳健的回应应在抵抗反例与保留解释力之间承担责任。
对话结束前，还可以写一份“修订账”：原前提、异议、回应、新前提、结论范围变化。这个账让我们看见观点是否真正改善，而不是围着同一个词重复站队。
理由是共同起作用，还是各自提供支持
“所有人都会死亡；苏格拉底是人；所以苏格拉底会死亡”中，两个前提共同支持结论。只剩其中任意一句，都不足以推出特定结论。这是联合支持，不能把每个前提单独削弱后说原论证已经没有力量。
另一种结构是：某结论有一份档案记录支持，又有独立实物证据支持。两条线可能分别提供理由，但“独立”需要检查；若档案与解说都转述同一份未核实报道，就不是两份独立证据。哲学文本中也常有多个论证指向同一结论，不能击败其中一条就假定全部失效。
对于《克里托篇》，无伤害原则、协议、城邦关系等可以有不同重建方式。本文只把49a附近的一个局部论证拆出，不宣称已经穷尽全篇。整篇评价还要比较各理由之间是并列、互相依赖，还是在对话中逐步变更。
完成重建后，可以删除一项前提，检查哪些结论随之失去支持；再暂时保留它，检查最强异议打在哪一条连接。这种依赖检查，能把“这一段很有道理”的整体印象变成可逐步审查的判断。
把方法带到下一段阅读
实际做笔记时，写出文本与分节、关键词的译法、目标结论、编号前提、每一步支持关系、最强异议和作者可能的回应。最后用一段话说明：哪些是原作者的话，哪些是你的解释，目前保留什么疑问。
检验标准不是能否迅速赢得争论，而是对方能否认出自己的观点，以及旁观者能否指出分歧发生在哪一步。论证重建不能代替历史语境、修辞与整本书的阅读，但它能阻止我们把人物故事当成已经成立的道理。
来源、证据与阅读路线
- 柏拉图《克里托篇》49a—49e及50a—54d，Benjamin Jowett 英译；本文重建并非逐字翻译
-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：Logical Consequence，关于保真与反例的分析；作为方法补充
证据范围：本文对《克里托篇》的局部论证作文本约束下的重建，并用构造反例检查支持关系；不宣称穷尽全篇或复原历史人物的全部动机。